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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扬二世点头。

    德·鲁伊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祖父那一代人为自由而战。我们这一代人要为生存而战。记住这个区别，它会让你的刀更稳。”

    但扬二世不确定。他手臂上的伤口在痛，但更痛的是那种逐渐蔓延的怀疑：他们真的在为了“荷兰”而战吗？还是为了阿姆斯特丹商人的钱袋？为了各省议会的权力？为了一个已经在腐败的共和国理想？

    在莱顿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正面临另一种危机。

    六月初，消息传来：法国军队突破了主要防线，正向荷兰省核心区域推进。莱顿市长召集紧急会议，讨论“水淹计划”。

    “如果我们打开所有水闸，”水利工程师指着地图，“从莱顿到阿姆斯特丹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将变成浅湖。法国陆军无法通过，但我们的农田、村庄、道路也会被毁。”

    “要淹多深？”一个农民代表问。

    “至少一米。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可能几个月，可能几年。土地会盐碱化，需要一代人才能恢复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炸开了锅。农民反对，商人反对，连牧师都反对——“上帝赐予我们土地，不是让我们亲手毁掉它！”

    但卡特琳娜站了起来。六十五岁的她，头发全白，背微微佝偻，但声音依然清晰：

    “五十年前，莱顿被西班牙人围城。我父亲当时在这里。他们吃老鼠，吃皮革，但没投降。为什么？因为投降意味着失去一切——不仅是土地，还有信仰、自由、做荷兰人的权利。”

    她停顿，看着一张张焦虑的脸：“水淹土地是可怕的。但被法国人占领更可怕。路易十四不允许宗教自由，不允许城市自治，不允许商人行会。他会把荷兰变成法国的又一个省——富饶，但失去灵魂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们的土地呢？”一个农民喊道。

    “土地可以恢复，”玛丽亚站起来补充，“我们已经在试验耐盐作物，包括改良的土豆和向日葵品种。如果——当——我们收回土地，我们可以帮助大家重建。但如果我们失去国家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    投票进行。结果微弱多数通过：准备开启水闸，但只有在法国军队确实逼近时。

    散会后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。

    “母亲，您真的认为我们能恢复被淹的土地吗？”玛丽亚轻声问。

    卡特琳娜看着窗外的莱顿街道，运河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烁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有时候，选择不是在好和坏之间，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。我们选择暂时的毁灭，而不是永久的奴役。”

    她想起了哥哥老威廉，想起了围城，想起了那些艰难的计算。历史在重复，但这一次，荷兰人准备好了吗？

    最深的伤口来自内部。

    七月，海牙爆发骚乱。愤怒的民众指责德·维特兄弟——大议长扬·德·维特和他的弟弟科内利斯——软弱、无能、甚至“通敌”。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：德·维特家族是秘密天主教徒，他们故意让荷兰输掉战争，好让法国人来恢复“真正的信仰”。

    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煽动暴民。奥兰治派（支持年轻的威廉三世恢复执政地位）趁机推波助澜。荷兰省民兵分裂了。

    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听到骚乱声时，正在计算最后一批弹药库存。他冲到窗口，看到人群举着火把和棍棒，向监狱方向涌去。

    “他们要去哪里？”他问一个年轻军官。

    “监狱……德·维特的弟弟科内利斯关在那里，等待审判。”军官脸色苍白，“他们说要用‘人民正义’代替法律。”

    小威廉抓起外套冲出去。他不是德·维特的支持者——事实上，他反对德·维特的许多政策——但他相信法律和秩序。没有这些，荷兰和野蛮国家有什么区别？

    但他迟到了。当他赶到监狱时，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：暴民冲破了守卫，拖出了科内利斯·德·维特，用棍棒、石头、甚至刀剑攻击他。鲜血溅在鹅卵石上，在火把光下黑得像油。

    小威廉想冲上去，但被人群推挤得无法靠近。他看到了熟悉的面孔——邻居、商人、甚至一个曾经在他公司工作的水手——那些平时温和的人，此刻脸上扭曲着疯狂的仇恨。

    科内利斯死了，尸体被拖走，像屠宰场的牲畜。

    第二天更糟。扬·德·维特去医院看望弟弟的尸体时，被同一群暴民围困。守卫袖手旁观。小威廉在海军部听到消息，请求德·鲁伊特派兵干预。

    “我不能，”老将军沉重地说，“民兵拒绝服从命令。这是……政治。”

    小威廉独自骑马冲向医院，但再次晚了一步。他看到了扬·德·维特的尸体——被枪杀，然后被肢解，心脏被挖出，尸体倒挂在绞架上。暴民在欢呼，孩子们在笑。

    他下马，跪在街角呕吐。不是因为血腥，而是因为那种彻底的崩溃感：荷兰共和国，那个建立在法律、宽容、商业理性基础上的国家，刚刚在街头谋杀了自己的领导人。

    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，递给他一块布。小威廉抬头，认出是德·维特家的老仆。

    “先生，您认识大议长？”老人轻声问。

    “不算朋友……但他是荷兰人。我们不该这样对待自己人。”

    老人看着远处仍在欢呼的人群：“荷兰人？也许我们从来不是‘一个’民族。只是利益把我们暂时粘在一起，现在压力大了，胶水就裂开了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小威廉在海军部宿舍写信给儿子，但写了几句就撕掉了。他能说什么？“国家在崩溃，我们在自杀，但希望你能在海上打胜仗”？

    他走到德·鲁伊特的办公室。老将军独自坐着，盯着地图，手里拿着一杯酒——罕见的景象。

    “将军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”

    德·鲁伊特抬头，眼睛里有血丝，但依然清醒：“希望？不知道。但责任还在。只要还有一艘船能浮起来，一个要塞能守住，一个水闸能打开，我们就要继续。”

    “为了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为了那些相信荷兰应该存在的人。为了你莱顿的姑姑，为了我泽兰的孙子，为了……”他停顿，“为了证明我们不只是会赚钱的商人，也会在必要时拼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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